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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论文范文

农业论文

农业论文范文第1篇

根据消费决策的五阶段学说,广东省省内客源休闲农业旅游决策过程具有如下的特点。

1.1问题识别阶段问题识别阶段是消费者感知到实际状态和理想状态之间存在差距,意识到自己的某些欲望需要满足。根据数据分析(见表1,下同),在问题识别阶段,选择休闲农业旅行的动机主要有体验农家生活,回归大自然,占整个有效样本的42.4%,其次有31.2%的旅游者选择休闲农庄游是为了放松身心,缓解城市工作生活的压力之感,还有10.8%的消费者,选择动机是通过休闲农业游教育下一代,让孩子们懂得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和乡村文化之美。另有少部分消费者应工作接待需要或了解各地岭南文化而选择休闲游。

1.2信息收集阶段旅游产品的消费选择必定要经过信息收集阶段,在这阶段,需明确消费者信息来源的渠道。当今消费者最主要的信息渠道是网络,这说明在商业信息渠道选择中,网络已经取代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的信息渠道成为旅游者获取休闲农业旅游信息的主要来源。在非商业渠道选择上,亲朋好友的信息来源因为具有较强的可信度,有近三成的被调查者选择。

1.3评价方案阶段广东省各地都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休闲农业,已发展相当数量具有一定规模、兼顾当地农业特色、有较强市场吸引力的休闲农庄,如顺德长鹿农庄、番禺的祈福山庄和万亩葵园、深圳光明农场、珠海农科奇观等。各地休闲农业经营者展开浑身解数,抢占省内客源市场。然而,旅游者对休闲农业目的地的选择有自己的评选标准,根据本项调查,消费者在休闲农业旅游中,影响他们评价和选择具体的旅游目的地的因素按重要性程度排序依次是:旅游设施、景点位置、旅游时间、旅游产品价格。

1.4购买决策阶段在购买决策阶段,本研究主要在出游时间、出游频率、休闲农业旅游花费、出游方式等方面予以调查。数据统计结果显示,消费者喜欢利用短时期的闲暇时间进行休闲农业旅游,主要包括周末和国家法定短假期;在出游频率上,有六成以上的被调查者每年休闲农业旅游的次数在四次以上,这说明对大多数50岁以下的城镇居民而言,休闲农业旅游是最主要的旅游方式;出游方式上,有近四成的消费者选择公共交通近距离旅游消费,自驾游的比例也很高,占了32.3%,这说明休闲农业旅游目的地要完善公共交通方面的建设,在目的地建立公共交通站以及大型停车场,满足越来越多的游客对旅游交通便利的要求;在休闲农业旅游花费上,有七成以上的被调查者所有的花费低于500元,由此可看出,在旅游市场,相对于出境游、名胜游等档次高的旅游项目,农业休闲旅游及相关的产品在消费者眼中档次较低。

1.5购后行为阶段游客到休闲农业旅游目的地游览结束后,会对整个旅游活动有一个主观的评价,从而形成对该次旅游的满意度。顾客是否满意会用相关的态度和行为进行表示,三成左右的被调查者对刚旅游过的农业休闲目的地有重游意愿,只有四成的被调查者有正口碑,会对周围的亲朋好友介绍休闲农业旅游的好处。由此可看出,广东省内客源对本省的休闲农业旅游项目满意度不高。这说明广东省的休闲农业旅游的发展不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期望,消费者认为不满意的方面主要包括:采摘的农产品质量没有想象的品质好,位置偏、交通不便利,目的地旅游设施较少、配套不齐全,相关的服务落后,价格偏高等。

2结论和发展休闲农业旅游的对策建议

2.1结论在研究中可以看出,休闲农业游客源主要来自于城市的工薪阶层,利用周末时间,进行“一日游”或短途旅行。他们主要通过网络及亲朋推荐选择相关农业休闲旅游景区。景区景点的可赏可玩性对游客的影响比较大,他们旅游的主要动机因游客类型而异,单身白领主要为了放松身心,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减负。而家庭式的游客是为了在游玩的过程让下一代了解农村生活、农业生产和自然界的亲身经历。游客在休闲农业旅游的花费普遍较低,多数人在500元以下。游客对休闲农业景区的重游率和好感度也不高,实际体验与游客预想存在着一定偏差,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游客对休闲农业的选择。

农业论文范文第2篇

1.农业保险的外部性。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农业保险具有外部性,单纯的市场不能解决农业保险的问题,政府应该给予充分重视。一些研究人员如Wrigt和Hewitt(1990)在研究中发现,以个人或者商业性质来经营的农业保险在历史上难以生存,即使存在也只是昙花一现,历史上大部分的农业保险基本上都是靠政府直接经营或间接经营的。农业保险的公共产品属性得到理论界普遍赞,从而农业保险的补贴必须由政府来负担成为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常识。但也有反对的观点,Siamwalla、Valde(s2003)认为,农业保险就是普通商品,政府不应该对其补贴,他们利用消费者盈余和生产者盈余的概念进行分析得到补贴可能使供给曲线向下偏移,补贴成本大于福利总产出。

2.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20世纪80年代,西方理论界对农业保险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保险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且理论界把多重险或者一切险的市场失灵归咎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理论界普遍认为,逆向选择普遍存在于农业保险中,一些农户购买农作物保险是因为农业保险的逾期赔偿超过保费成本,而与此相反的,一些农户不可能购买保险是因为农业保险逾期成本超过保险赔偿。在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问题上,国外许多学者从实证和计量经济学方面进行研究,成果颇丰。Calvin与Quiggin(1999)研究发现,风险规避在决定农民参与联邦农业保险项目中所起作用有限,部分农民参与农业保险主要是为了得到补贴。有研究者从计量经济学方面分析得出,一些农户倾向于购买保险是因为他们期望能够从农作物保险中获得较高收益。也研究发现,农业保险的参与率与农场规模成反比例,农场规模越大越倾向于不买保险,主要原因在于大农场在各种作物和牲畜的管理上分散风险的能力强。Serra和Goodwin(2003)等在实证研究中发现,美国一些农民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后,购买农业保险的动机从而降低,原因在于其自身承担风险能力增强。

3.农业保险的经营技术。进入21世纪后,尽管理论界对农业保险供给机制升温,但并没有取得什么研究突破,反而在农业保险的经营技术研究方面有了突破性进展。为消除农作物多种风险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XiaohuiDeng等(2006)研究了农作物的指数保险产品,这项研究评价了各种指数保险产品在减少农作物产出损失方面的效率。BarryK.Goodwin等(2004)展示了指数保险的制定过程,包括保险计划和保险费率的制定。他们利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回顾了风险模型概念,为农作物指数保险提供了技术支持,展示了这些风险模型技术怎样消除价格风险从而发展了农作物收入保险。

二、国内农业保险研究的现状

我国的农业保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尝试,但起初的规模小,1934年全国仅有5个村61户农户参加了农业保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试率先试办了农业保险,主要险种为牲畜棉花保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政策的鼓励下农业保险一度加速发展,但好景不长,1992年至2003年,农业保险陷入停滞萎缩。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加快发展农业保险后,农业保险又获得生机。2007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中央财政对主要粮食农作物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因此,从2007年开始农业保险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央财政开始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2008年财政部颁布《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和《中央财政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由于财政的大力支持我国农业保险又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实践过程中,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制度模式来运营农业保险,该模式最主要的特点是公私合作。这种模式的优势是促使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发展,公私合作既实现了政府责任的回归,又充分利用了保险公司现有的组织资源。然而,该制度模式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财政补贴政策不健全,保险公司供给效率不高,面临风险相关性、信息不对称、客户对其缺乏信任以及交易成本过高等难题。总而言之,国内农业保险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保险理赔的复杂性、农业保险费率高与农民收入低下的矛盾等,基本上顺延了国外的研究路线。尽管如此,国内农业保险研究范围主要是农业保险性质、农业保险需求、农业保险制度等方面。

1.农业保险的性质。怎样对农业保险性质进行界定是国内农业保险研究的一个热点。李军(1996)认为农业保险属于准社会公共产品,因为农业保险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而且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此农业保险不是私人物品。冯文丽、林保清(2003)也认为,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表现在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生产和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消费两方面,农业保险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农业保险能够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由可使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农业保险带来的农业稳定、农产品价格低廉的福利。在国内关于农业保险的福利分析中,比较多地研究认为农业保险具有外部性,属于公共产品。

2.农业保险需求。到目前为止,农户缺乏农业保险需求成为研究领域的一个共识,但在探讨原因时研究人员解释的角度有所不同。张跃华等(2004)的研究认为,在收入低的时候,农民往往趋于风险中性偏好。庹国柱(2007)进一步认为,政府应该是农业保险的第一需求者,因为农民缺乏需求,从农业与农村发展大局出发,农业保险和政府的政策目标一致。王阿星、张峭(2008)研究发现,农户的家庭农业收入比重、教育、受灾程度、性别、保险购买状况等对农业保险需求存在显著影响。谢家智(2009)认为农业保险市场的完善程度从长远来看决定着农业保险的供给水平,影响农业保险供给因素主要有: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农业保险供给的主体及方式、农业保险制度的供给、农业再保险发展水平。也有不少研究人员认为,农业风险的相关性、非独立性、非同质性以及农业保险交易成本高等造成了农业保险市场需求不足。

3.农业保险的制度。我国农业保险制度选择是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在农业保险制度模式上存在着政府主导型、政府参与型以及政府诱导型三种类型。在农业保险组织形式上,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运营模式和联合体模式被讨论的最多。朱俊生、庹国柱(2009)提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公私合作”农业保险制度模式。此外,庹国柱等(2005)探讨了国外农业保险的立法情况以及对我国保险立法的启示。对农业保险的立法,庹国柱、朱俊生(2007)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论述。

三、农业保险研究的趋势

起初,私营农业保险市场失灵和农业保险福利分析是国外研究人员重点关注的农业保险研究领域,其目的是为政府补贴与政策干预寻找理论依据。理论界主流的观点是要求政府提供补贴,建立公共农业保险制度。当公共农业保险制度面临问题时,例如政府财政压力、政府定价不当、管理成本过高和激励不足等,研究者开始反思传统的农业保险制度供给体制,强调要解决农业保险问题必须依靠市场的方法,探讨基于市场运作的新型农业风险管理方式,例如指数保险。国内学者对农业保险的属性做过广泛的探讨,而且对各地的实践经验及区域模式的探讨也较为丰富,在农业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实证、数量和精算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但仍然存在不足:一是多将农户视为同质的整体,忽略了日益分化的农户异质性需求的特点;二是多强调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必要性,对政府财务的可持续性以及补贴对市场机制的扭曲缺乏深入的研究;三是多局限在对试点地区制度模式的描述,对制度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缺乏深刻的考察、归纳和总结;四是多着力于现状分析,相对缺少结构性的理论凝练和前瞻性的趋势分析;五是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政策偏差和阶段性特征的认识和研究不够深入;六是研究方法上缺少实证研究,主要进行的是经验分析和理论探讨。

与国际上相比,我国农业保险研究不够深入,成果转化少,大多还停留在观点探讨上,而且许多观念需要突破,例如,在保险理赔方式上现在依然采用的是灾后定损的传统落后方式,农业保险风险区单一,保险区划分一直没有推展,保险产品单一且质量不高。因此,应该采取产学研结合,政府要促成研究机构和保险公司合作,加强农业保险的研究工作,鼓励新的农业保险品种的研发,并尽快地把研究成果付诸实践。未来一段时间内,农业保险立法是我国农业保险研究的重中之重。发达国家对农业保险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法规,如美国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日本的《农业灾害补偿法》和法国的《农业保险法》。而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法律的缺失给农业保险实践带来了很多困难,如农业保险的定位、对农业保险支持的原则、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保证农业保险的投保面、对农业保险投保人的利益保护和对保险公司的保护等问题,有法可依成为农业保险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业论文范文第3篇

我国有耕地面积12171.53万hm2,人均耕地面积0.09hm2,2011年城镇人口数量首超农村,比重达到51.27%,也就是说,我国还有乡村人口65656万。《经济信息绿皮书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报告(2013)》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2.3亿,其中农村户籍人口占80%,“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一半,未来农村“谁来种地”的问题日益突出。2013年3月,农业部对全国家庭农场发展情况开展了统计调查,结果表明,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符合此次统计调查条件的家庭农场87.7万个,经营耕地面积达到1173.33万hm2,平均每个家庭农场有劳动力6.01人,其中家庭成员4.33人,长期雇工1.68人。在全部家庭农场中,已被有关部门认定或注册的共有3.32万个,其中农业部门认定1.79万个,工商部门注册1.53万个。

2国外家庭农场在农业推广中的作用

从家庭农场的存在形式来看,分大、中、小型家庭农场,美国、加拿大属于大型农场,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属于中型农场,日本属于小型农场。以这些发达国家的家庭农场为例分析国外家庭农场在农业推广中的作用。

2.1农业人口的数量据

2005年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统计,加拿大为2.3%,美国为2%,法国为2.9%,日本为3.2%,澳大利亚为4.4%,可见发达国家农业的机械化程度相当高。

2.2农场的规模和人数

美国和加拿大的农场的平均面积都在166.67hm2以上,每个农场的平均人口数却只有1.6个;法国农场的平均面积为48.67hm2,每个农场的平均人口数为1.9个;日本的农场面积较小,平均面积为1.80hm2,每个农场的平均人口数却只有1个。以上这些国家的农场大部分属于家庭农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经营。

2.3家庭农场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作用

国外的家庭农场面积比我国的家庭联产承包面积都大,从业的人数却非常少,他们要从事规模生产经营,只有依靠科技进步,因此,国外家庭农场需要农业技术非常迫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3.1进入门槛高。

西方农业发达国家已普遍建立了农民职业准入制度,并拥有较完善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只有获得农民资格证书的职业农民,才能进入农业领域。他们经过特殊的培训,在从事农业生产前,已经掌握了先进农业技术,对于推广先进农业技术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

2.3.2农业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

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现代农业生产与过去大不相同,不再需要投入大量体力,而是追求技术进步产生的规模优势,迫使农场主应用先进的技术,从而不断提高生产力。

2.3.3专业化生产把农业技术应用推向极致。

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就是建立区域性集约化生产,并细分出了饲畜业农场、谷物农场、农牧业混合农场和特种作物农场等,这些农场主都拥有先进的农业技术。

2.3.4政府大力扶持农业。

政府通过对农业的高补贴政策,加大农业技术研发,并定期对农场主进行培训,推广先进技术。

3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及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作用

现在农村新生代劳动力绝大部分在结束求学后选择“跳出农门”、进城务工,造成务农农民后继乏人的现状,家庭农场的产生,为新生代农民找到了出路。他们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成为职业农民,并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适度规模土地为劳动对象,运用先进技术增加收入,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又推动了他们对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追求,从而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推广。

3.1家庭农场促进农业技术推广的实例

绵阳三台首个家庭农场是三台县芦溪旭升家庭农场,该研究以此为例,分析家庭农场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作用。该家庭农场主营花生、薯类农作物种植及鸡、生猪饲养,有农业人口5人,劳动力4人,经营租赁河滩荒地14.67hm2,租期17年,拥有农用车2台,拖拉机3台,其他农机10多台(套)。

3.1.1农场主对科学技术的要求最为迫切。

该农场主在种植地膜花生、地膜土豆的过程中,多次到县农业局学习种植技术,并经常到种植大户那里参观学习,只要有机会就索要相关资料,掌握生产全过程技术,努力做好防病治虫工作。短短2年时间,农场主就从一名“门外汉”,成为了让附近农民刮目相看的科技致富能人。

3.1.2农场主以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该农场过去是鹅卵石滩涂荒地,通过对沙石的清理改造,变成了如今的平整松软的良田。因此农场主对土地资源极其珍惜,采用引进良种、配方施肥、地膜覆盖等技术,提高土地单产。2013年该农场主利用冬闲时节规范种植13.33hm2优质土豆,单位面积产量超过3.75万kg/hm2,产值超过160万元。

3.1.3农场主以现代农业提高生产力。

现代农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农业机械现代化,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农场主对现有的品种、机械都有明确的选择,不断追求新品种、新机械的配套,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发展。

3.2家庭农场应该是农场技术推广的主体

3.2.1家庭农场扩张必然需求农业技术的进步。

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也是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要把新生代农户留在土地上,必然其收入要与外出务工收入相当或更高,而传统的耕作方式是不可能达到如此高的收入,只有通过掌握现代农业技术才有可能实现。

3.2.2家庭农场成员必须掌握现代农业技术。

现在农村劳动力的价格普遍上涨,传统方式的农业生产已经无法承载这种变化,作为家庭农场只有规模经营和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才能保证收入的稳定增长。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求提高农户的科学种田水平。很多地方规定,要成为职业农民就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知识,通过培训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获得新型农民证书后,才有资格注册家庭农场,从而适应现代农业的要求,充分发挥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益。

3.2.3家庭农场水平提高要与农业机械配套。

家庭农场的农场主,要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农业经济收入,也必然要提高自身的机械化水平。据2013年统计,全国小麦基本实现全过程机械化,水稻机械种植水平达到30%,玉米机收水平达到40%,油菜、棉花机械化水平还不到10%。由于我国的土地和人口分布差异较大,形成了北方人少地多和南方人多地少的格局,尤其是西南地区有较多的山地,土地面积小,坡度大,不适合大型机械化耕作,而过去是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生产模式,农户是不可能投入较多的机械设备,从而长期制约了我国南方的农业生产。当前家庭农场不断涌现,规模不断扩大,迫使家庭农场推广适合本地的生产机型,从而促进了农业机械的推广。

3.2.4家庭农场将是农业推广的主力军。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小农户经营的优越性已不再明显。家庭农场顺应了劳动力转移、城镇化建设、农机加速推广的历史发展进程,有效地整合了土地、劳力、农机资源,在未来农业的发展和多元化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中,将加快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的发展。

4发展家庭农场促进农业技术推广的对策建议

4.1扩大农场规模,促进规模效益

我国的农业过去一直是小户经营,规模相当小,只有不断通过流转的方式,形成规模化的家庭农场,使农场主成为职业农民,才能深入地学习钻研农业技术,从而促使农民把农业技术推广变成一种自觉的行动。

4.2加快农村土地确权工作,促进农业用地有效流转

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建立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产生更多更大的家庭农场,更好地推动农业技术推广。

4.3加大政策支农力度,培养家庭农场技术人员

农业论文范文第4篇

为了更好地了解新疆棉农购买农业保险的真实情况,笔者于2014年5月对新疆石河子134团和玛纳斯县的棉农进行了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均为从事棉花种植的农户,调查涉及了134团4连、5连、8连、14连等四个连队及玛纳斯县乐土驿镇、包家店镇、六户地镇、兰州湾镇等四个镇。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4份,总有效率为92%。

(一)被调查农户的基本情况由被调查农户来看,新疆棉农的个体特征基本类似。被调查户主80%以上为男性,对家庭情况有比较详细的了解,这也有助于调查获得较为准确的数据;两地75%以上被调查农户的年龄都集中在31-50岁,棉农以中青年为主;从受教育程度来看,70%以上被调查农户为初中以下水平,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比较少,农户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

(二)被调查农户棉花种植基本情况被调查农户家庭棉花种植规模相对较为分散,各种植规模占比基本相同,种植规模在30亩以下的占22.83%,30-50亩的占21.74%,50-70亩的占21.20%,70亩以上30.43%;家庭收入3万元以下的占18.48%,3-5万元的占38.58%,近43%的农户家庭收入在5万元以上,棉农家庭收入相对较高;从棉花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来看,57%的被调查农户的家庭90%以上的收入来源于棉花种植,农户多为棉花种植的纯农户,农户兼业化程度较低。

(三)被调查农户对于棉花保险的认知情况从调查中发现,被调查农户对于新疆棉花保险政策的了解不深入,对于棉花保险政策了解的仅占7.65%,54.95%的农户虽然听说过棉花保险,但是对棉花保险具体的政策缺乏充分的了解。尽管新疆农业保险推行30多年,大多数农户对农业保险政策的功能、作用认识不清,有近20%的人完全不清楚,这种状况对于棉花保险业务的开展和棉农分散风险极为不利。

二、棉农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及变量选取以往对于保险购买意愿的研究多采用二元选择模型,由于新疆兵团与地方农村在农业保险制度上差异的存在,以是否购买农业保险作为二元选择模型的因变量无法正确地反映棉农的真实购买意愿。因此,本文考察新疆棉农购买农业保险意愿,运用Binary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对新疆棉农是否愿意购买农业保险影响的因素。以棉农是否愿意购买保险作为因变量,将愿意购买定义为y=1,将不愿意购买定义为y=0。根据理论模型假设,影响新疆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解释变量可能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保险认知及保险供给制度特征。具体包括:年龄(X1)、受教育程度(X2)、棉花种植面积(X3)、家庭收入(X4)、棉花收入比重(X5)、灾害损失比重(X6)、保险供给制度(X7)等变量。

(二)回归结果分析运用SPSS21.0软件,对新疆棉农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得到回归方程为。在上式中,由回归系数判断,对新疆棉农购买农业保险产生正向影响的因素有:家庭收入(X4)、棉花收入比重(X5)、灾害损失比重(X6);负向的影响因素有:年龄(X1)、受教育程度(X2)、棉花种植面积(X3)、保险供给制度(X7)。其中,X3、X4在1%的水平下显著,X2、X7在5%的水平下显著,X1在10%的水平下显著。对棉农购买意愿的影响最大的是保险供给制度(X7),系数为-2.097,其次是棉花收入比重(X5)、家庭收入(X4)。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棉花种植面积(X3)对棉农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产生负向影响,与预期结果相反。这表明,规模越大的农户遭受自然灾害的损失越严重,随着新疆棉花种植面积的增大,棉农进行农业生产的经验可能相对比较丰富,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和经济实力也越强,即使遭受一定的灾害对其整体经济实力影响不会太大。因此,种植规模越大的棉农越不愿支付更多的成本用于购买农业保险,当然,X3的系数仅为-0.045,进一步说明,种植规模的大小并不是购买农业保险与否的较大影响因素。家庭收入(X4)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支付能力的高低。由于农业保险的价格(保险费率)相对较高,是一般财产保险费率的十几倍,较低收入水平的农户缺乏支付农业保险费用的意愿,但随着家庭收入的不断增加,对农业保险的支付意愿将越强。但X4的系数仅为0.62,这表明,家庭收入对农户购买意愿的影响相对有限。一般而言,棉农对风险及保险的认知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即受教育程度对棉农指保险的意愿为正向影响。然而调查结果恰恰相反,受教育程度(X2)越低的棉农,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反而会更强烈。这可能是随着农户受教育的提高,对政府相关政策的认知提高,尽管国家对新疆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不断加大,但近年来较低的贴付比例和不断增加的棉花收入相比,会使受教育较高的棉农选择放弃购买农业保险。相反,受教育较低的农户更倾向于接受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政策,更容易选择购买棉花保险,与预期方向相反。只是X2的系数仅为-0.569,影响作用相对较小,由此显示,受教育程度并不能完全决定购买意愿的大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保险供给制度(X7)对棉农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影响是负向的,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新疆兵团与地方农村不同的生产经营方式和不同的经营制度下,兵团主要的植棉团场实行统一的棉花保险,玛纳斯县棉农则是自主选择、决定是否购买棉花保险,因而,面对强制性的农业保险,兵团棉农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尤其是近年来,兵团棉农的经营规模相对扩大,投入较高的保费与有限的保险赔偿相比,兵团棉农更不愿购买农业保险。因此,一定的保险供给制度对于农户参与农业保险意愿的强烈与否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随着棉农年龄(X1)的增大,所积累的棉花生产经验和掌握的田间管理技能越丰富,应对灾害风险的能力相对越强,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可能相对减弱;相反,年轻的棉农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风险意识也更强,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可能会更强烈,这与一般性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但X1系数仅为-0.052,所能产生的影响作用较小。尽管棉花收入比重(X5)并不显著,但较大的回归系数1.679也间接表明,棉花收入占家庭收入较高比重的棉农有较强的保费支付能力,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可能相对较强,这与预期方向是相同的。

三、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研究结果表明,从回归方程回归系数判断,棉农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棉花种植规模以及棉花收入比重并不是影响新疆棉农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主要原因,家庭收入才是影响作用较大的因素;而不同的保险供给制度对于一个地区的农户是否购买农业保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农业论文范文第5篇

农业技术进步水平测算是实证检验的关键环节。本文采用科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基础上的索洛余值法测算广东省农业技术进步水平。1928年,柯布(Cobb)和道格拉斯(Dauglas)在研究中指出生产活动中的主要贡献要素是资本和劳动,即Y=AKαLβ,其中Y为产出,K、L分别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α、β分别表示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A为效率系数,反映广义的技术进步水平。1957年索洛对C-D生产函数进行了改进,假设A为时间t的函数且A(t)=A0eεt,则C-D生产函数变为。

(一)测算模型与变量设定鉴于土地要素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将上述模型的函数形式设定为。结合广东省农业发展实际,对相关变量的确定如下:(1)农业总产出,直接选取《广东省统计年鉴》中农业总产值的原始数据。(2)农业的资本耗费,采用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衡量指标。(3)劳动力耗费,经济学中常用劳动者工资、劳动时间或劳动人数等统计指标衡量(李子彪,2006),若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计算时采用农业生产实际投入的劳动力数量较为合适,但因缺乏相关统计资料,借鉴周端明(2009)的做法,选择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作为计量指标。(4)土地耗费,考虑到广东省农村土地撂荒的普遍性,采用农作物播种面积代替常用的耕地面积变量。采取同样做法的有全炯振(2009)[12]、赵芝俊等(2006)[13]。

(二)参数估计本文选取广东省1982-2011三十年的统计数据拟合生产函数,测算出各投入要素的参数。为避免多种共线性对参数估计的影响,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则有α+β+γ=1,生产函数式(4)可变为。由表2可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达到了0.941499,同时方程本身和各参数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另外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均能通过,模型的解释能力强,可用来计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由上述结论可知,1982年至2012年间,广东省农业资本投入的弹性系数α=0.3517,土地投入的弹性系数γ=0.25,劳动力投入的弹性系数β=1-α-γ=0.3983。即资本投入、土地投入及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分别增加约0.35%、0.25%和0.40%。可以看到弹性系数最大的是劳动力投入,意味着目前广东省农业产出相对更依赖于人力资本的增加,属于典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某些省份相比②,资本投入与劳动力投入的弹性系数相差不大,可粗略认为目前广东省农业发展处于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金密集型的过渡期。

(三)广东省农业技术水平测算结果及分析根据上文所得参数估计结果,结合(5)式,对广东省1982-2012年农业技术进步水平进行测算。可以看到,30年间广东省农业技术进步增长率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甚至有些年份出现负值(图1)。这一方面与广东省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总值波动较大不无关联;另一方面,所测算的农业技术进步为广义全要素生产率(TFP),不仅包括科技进步本身,还受资源配置效率和其他随机因素的影响。如1992年,资本投入增长率达到153.51%,而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仅为12.57%,出现了投入多而有效产出少的情况。在剔除生产要素投入之后,农业技术进步水平不可避免地出现负值,但这并不能说明农业科技进步对广东省农业经济增长没有发挥积极作用。1998年以后,农业技术进步水平的波动幅度开始趋缓,自2007年基本保持着向上趋势,说明资金配置效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观,但这需要更多数据支持。

二、实证检验

(一)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金融发展水平提高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金融资产规模相对于国民经济财富的扩展。对于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考虑到目前广东省农村金融结构相对简单及数据的可得性,拟从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效率两个维度进行考量。金融发展规模指标方面,鉴于广东省农村金融以存贷业务为主,结合一般做法,选择农村存贷款余额之和与农业GDP之比为金融发展规模的衡量指标。但因1990年前后乡镇企业贷款余额的统计口径明显不同,而1995年后统计年鉴重新对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进行了划分,导致城乡居民储蓄存贷款余额与研究所需数据口径相差太大,故而采用农业存款余额和农业贷款余额替代农村存贷款以反映农村金融状况。金融发展效率指标方面,参考王志强、孙刚(2003)的做法,选用农业贷款与农业存款之比作为衡量农村金融发展的效率指标[14]。采用这一指标还基于以下考虑:首先,农村金融发展的目的是服务农村实体经济,这一比值越大,越能反映农村金融机构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其次,该指标可以衡量农村金融机构将存款转化为贷款的能力,显示农村金融机构对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农村资金外流状况。农业科技进步方面,直接选取上面测算出的广东省农业技术进步增长率为实证变量。以上三个变量分别用RGM、RXL和TFP表示。由于银行资金来源项目自2011年起使用新的分类,广东省统计年鉴不再提供农业存贷款余额等相关数据指标,故截取1983-2010年度样本数据,样本数据均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及《广东省农村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变化趋势如表3和图2所示。在这里主要对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进行分析,由表3和图2可看到:(1)农业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尽管在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但整体上呈增长趋势,尤其在1992年之后上升速度明显加快。截止2010年末,该比值达到0.67,相比1982年增长近1.5倍,说明广东农村金融资产比例不断提升,农村金融规模不断扩大。(2)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的变动趋势:1998年以前,农业贷款占农业存款的比值呈现较大波动,在1983年达最大值后,1994年降至最低点。这是因为1983年农村经济体制率先改革,众多资金流向农村;但随着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农业贷款占比急剧下降,且在1998-2000年间出现大幅度回落。大量资金流向城市,农户与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3)2006年广东省开始逐步推进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改革,但从图2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持续下降趋势并未因此明显改善,相反,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出现了近10年来少有的大幅度波动,这意味着目前新型金融机构改革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二)单位根检验由于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往往都是非平稳的,若直接将其引入模型进行经典线性估计,很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有必要先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Eviews5.1进行ADF检验,各变量的检验结果见表4。从表4的检验结果可看出,原有时间序列数据的ADF检验值均大于5%的临界值,即三组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非平稳的,而对其取一阶差分后,序列D(TFP)、D(RGM)以及D(RXL)的ADF值都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现为平稳序列。换言之,原有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I(1)序列,故可进一步检验三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由于上述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I(1)序列,因此可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法是一种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在检验之前需要确定VAR模型结构,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滞后阶数的确定,运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进行选择,同时基于数据生成过程特征,选择带有截距项并带有趋势项的VAR模型,具体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无论是AIC还是SC甚至其他如LR统计量等,均认为滞后阶数为1的VAR模型即VAR(1)模型较为合理。另外通过单位根检验对VAR(1)模型的稳定性检验结果显示,全部根的倒数都位于单位圆曲线内(图3),即VAR(1)模型是稳定的。协整检验模型的滞后期等于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减1,故确定为0。表6为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对协整均衡向量进行标准化后,可写出三个变量的协整方程如下:TFP=0.421947RGM-0.188170RXL(9)方程(9)表明1982-2010年上述三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以发现1982-2010年农村金融融发展规模与农业技术进步正相关,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业技术进步存在反向作用关系。亦可看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取值每增加1%,农业技术进步会同向变动0.42个百分点;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取值增加1个单位,农业技术进步会下降0.19个百分点。另外进一步对TFP与RGM、TFP与RXL两两分别进行协整检验,同样发现它们之间也存在协整关系,说明广东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技术进步间确实保持稳定的均衡关系。

(四)VEC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上面的分析给出了VAR(1)模型中的三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协整关系的结论,但这种均衡关系在短期内如何调整,需通过建立VEC模型进一步探讨。根据AIC、SC准则,确定VEC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所得VEC模型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以看到,VEC模型中TFP与RXL的误差修正项分别为-0.555930和0.962618,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说明系统内变量间如果在短期内出现正向非均衡状态,RXL会同向修正而TFP会出现反向修正,相比而言,RXL的修正幅度较大,即长期稳定关系对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调节效应分别为55.59%和96.26%。

(五)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了广东省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尚不明朗,因此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验证变量间的因果联系。格兰杰因果关系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的滞后项对另一变量是否有预测作用,也即如果一个变量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项影响,就称这两个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对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以满足格兰杰因果检验所要求的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由表8的检验结果可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农业技术进步是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均不是农业技术进步的Granger原因。

三、结论与启示

农业论文范文第6篇

我国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及问题

就农业信息化网络建设来说,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建立了“农业综合管理和服务信息系统”。“金农工程“的实施和开展,为我国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目前,全国所有的省级、97%的地市级、近80%的县级农业部门设置了农业信息管理和服务机构,47%的乡镇成立了信息服务站,各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均建立了局域网和农业信息网站,81%的地级和38%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局域网,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服务网站。

近年来,我国农业电子商务虽然有一定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上网的农户少。虽然我国网民总数达到1.11亿,但其中绝大部分是城市网民,达到9168.6万。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2%,却占有网民总数的82.6%,普及率达16.9%。农村网民的总规模1931.4万,占全国58%的人口中却只有17.4%的网民,普及率仅为2.6%。

从行业分布看,农、林、牧、副、渔业仅占2.3%,从职业分布看,农、林、牧、副、渔业仅占1.21%。由于农户整体素质偏低,上网农民少使得广大农民不能从信息时代的主干渠道获得信息,还停留在传统的电视、广播方式上。除此以外,现阶段我国农业电子商务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基础设施落后虽然我国在农业商务中建立了一些大型数据库,但真正投入运行的不多,硬件设施投入不足。软件方面,由于农村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限制,使得一些相关人员不愿意去农村去,因此导致农村电子商务人才短缺,影响其发展。

(二)农产品的属性、标准化、品牌化障碍农产品具有易腐烂、易变质的自然属性,鲜活农产品在标准化方面没有统一标准和要求,导致在农产品交易中掺假、鱼目混珠的现象屡见不鲜。

(三)信息开放程度低且有实用价值的少尽管在农业电子商务网站建设上面取得一定成绩,但大部分网站内容和形式雷同,缺少特色,能够给农户提供决策、指导生产的信息就更少。

(四)商务立法滞后电子商务的特性,使其的运行涉及到海关、税收、知识产权及个人隐私等诸多法律问题。但我国的电子商务标准、法规尚不健全,使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缺少法律保障。

发展新农村电子商务的对策

(一)发挥政府在新农村电子商务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要带动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电子商务要发展,关键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管理理念的更新。只有使农民及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管理者的观念转变了,才能推进农业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

(二)加强农村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培养新一代农民要借助新农村建设中“村村通工程”,将农业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建设融入其中。解决好影响农业电子商务在信息传递方面的网络技术、通讯速度、资费水平等因素存在的问题。同时,加大对农民的教育力度,在农村真正推行义务教育,对农民进行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培训,提高农民的信息素质和技术水平。

农业论文范文第7篇

(一)流转方向聚焦特色农业,加快了农业产业化进程目前,灵宝市农村土地流转的方向更多地围绕果品、食用菌、烟叶、蔬菜、畜牧养殖等农业支柱产业和特色农业。随着经营规模和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模式、经营模式得以推广应用,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物质装备水平显著提升,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阳平镇沟南村张哲民,通过潜心研究,成功引进10个樱桃新品种,并进行了无毒组培繁育,吸引沟南、九营2个村300多户群众流转土地20hm2,注册成立了鼎元樱桃专业合作社,建成了20hm2的樱桃基地。天地科技公司在建成亚洲最大杜仲基地的基础上,进行杜仲产品研发,开发出杜仲雄花茶、杜仲胶囊、杜仲胶等系列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随着土地流转工作的推进,灵宝市农业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农业信息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水平越来越高。

(二)社会效果逐步显现,破解了制约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瓶颈”问题首先,通过土地流转,解决了一家一户想办而不能办的事情,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明显改善。故县镇冯家塬村连片流转土地109.7hm2发展烟叶生产,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建设高标准育苗工厂,极大地降低了农民的劳动生产强度,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其次,通过土地流转,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苏村乡东里村民刘项臻流转土地后,返包合作社建成的16个大棚,2014年收入达25万元,同时家里还能腾出1个人外出打工。最后,通过土地流转,有利于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加快了农业科技进步。灵宝市通过租赁形式流转尹庄镇尹庄村、东车村10hm2土地,建成了集农业科技培训、新品种和新技术引进与示范、科技研发、基地带动于一体的高科技农业示范园,其两大功能区、十大特色农业示范基地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受小农思想束缚,多数群众对土地流转积极性不高灵宝市大多数农民的恋土情结依然很重,认为只要有土地在手,生活就有了保证,所以宁可粗放经营,甚至不惜撂荒弃耕,也不愿土地长期流转。另外,由于近年来土地征用频繁等原因,一些农民等待土地征用补偿而不愿流转土地,另一些农民对土地流转价格的期望值在不断提高,加大了土地流转的难度。

(二)缺乏必要的服务引导,土地流转的组织化程度依然较低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对土地流转的重要意义缺乏应有的认识,对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认识不足,普遍认为土地流转是农户自己的事情,与乡镇、村组关系不大,不愿参与管理。加之土地问题涉及千家万户,耕种情况又不尽相同,连片流转往往因为一户原因造成工作被动。因此,乡镇政府和村组对土地流转的支持、引导和服务工作普遍偏少。

(三)土地流转的服务管理机制不健全,流转行为有待规范在管理层面上,普遍没有建立专门的土地流转管理工作机构,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以及规范的土地流转管理制度,土地流转灵宝市土地流转现状与对策灵宝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王改丽工作还存在着程序不完善、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在服务层面上,还没有形成市场化运作的土地流转机制,缺乏土地流转价格评估和纠纷调解机制,缺少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

(四)土地流转缺乏政策扶持在促进土地流转方面没有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具体表现在:推进土地流转、加快规模经营没有相应的激励政策;农村金融服务不足,农业企业融资难、贷款难还普遍存在;农业保险发展滞后,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农村社保体系不健全,失地农民生活缺乏后续保障。

三、措施及对策

(一)加强政策宣传,提高思想认识不断加强土地流转政策宣传,采取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广大群众广泛宣传中央关于推进土地流转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始终坚持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能变、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不能变、农户的土地承包关系不能变、土地的农业用途不能变。通过宣传发动,让政府部门、社会各界了解土地流转的大势,协调配合,积极支持、投身土地流转工作。

(二)健全服务体系,搭建土地流转平台农业部门牵头负责,建立全市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负责土地流转服务及监督管理工作。乡镇设立土地流转服务站,做好信息收集、矛盾调解等工作。同时,市里设立土地流转法律服务咨询中心,负责土地承包及流转纠纷的调解和仲裁,利用政府网站,建立土地流转信息库和服务网络,为农民提供信息服务。

(三)鼓励试点先行,创新工作机制土地流转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借鉴外地先进经验,选择经济比较发达的村镇,先行搞好试点,总结经验,以点带面促进土地流转。对现有的龙头企业带动型、种养能手带动型、吸纳社会资本带动型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土地流转形式进行巩固、完善和提高,引导土地流转向种养规模园区化、生产品种特色化、经营主体业主化方向发展。

农业论文范文第8篇

1.1农业耕地面积减少的原因首先,经济发展导致城市建筑面积扩大。近年来我国城市化步伐加快,大量人口向城镇转移必将直接带动城镇住宅用地和各类公共基础设施用地需求迅猛增加,而城镇扩张又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侵占耕地来实现。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而有些地方政府也对出让土地带来的收入依赖度越来越大。数据显示,土地财政依赖度在80.0%以上的城市就包括宁波、温州、佛山等12座城市。目前,我国农药使用量已达130万t,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受农药污染的耕地土壤面积达到了906万hm2。

1.2农业土地资源荒漠化原因主要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而其中后者是荒漠化的主要原因,比如过度放牧、乱采乱伐、河流改道、退湖还田等。人为因素也能造成气候变化,引起气候干燥。再就是,过度捕猎行为,也能引起动物生物链的中断,造成动物影响植物。

1.3农业土地水土流失的原因我国是世界上黄土分布最广的国家,黄土或松散的风化壳在缺乏植被保护情况下极易发生侵蚀。同时,我国大部分地区属于季风气候,降水量集中且多暴雨。我国人口多,粮食、民用燃料需求等压力大,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片面强调粮食产量,对土地实行掠夺性开垦,滥砍滥伐森林,破坏生态系统等,这些都加重了水土流失。

2关于农业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几点建议

2.1必须确保耕地红线,加强土地管理,统筹安排补充耕地耕地占补平衡,是严格耕地保护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制度,事关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的实现和能否守住1.2亿hm2耕地红线。用于占补平衡的补充耕地,要严格按照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项目要求规范管理,做好立项、设计、实施及验收等工作。

2.2加大农业土地资源执法力度,制定管护制度主管部门必须严厉打击破坏水土保持工作的行为,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抓紧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房地产市场,加强化肥、农药的规范使用,加大资金投入,加强监督保护。同时,广泛开展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提高人们对水土保持重要性的认识。

2.3有效利用农业土地资源,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发展农业经济水平我国农业土地长期以来走粗放型的利用模式,这种模式土地利用率低,对农业土地破坏性极大,影响了农业土地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必须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把我国传统农业中的精华与现代农业技术相结合,提高土地的利用率。